到 “香山红色大本营”走了一趟

四

国民党方面，在抗日战争英勇牺牲的，除佟麟阁将军外，还有两位著名的将军：一位是张自忠将军，一位是赵登禹将军。

先说张自忠将军。

1995年10月，我刚调到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时，这家报社就在北京东城的张自忠路七号院儿内，和我们报社同在七号院儿内办公的，还有中央纪委的信访室，另有一家名曰“和敬府宾馆”的招待所。

我在张自忠路七号院儿，一呆就是七、八年。

我知道：除北京以外，天津和湖北武汉，也各有一条张自忠路，上海还有一条自忠路。四座大城市，都以一个将军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路。这在咱们中国，还有没有第二人？恐怕没有。只是我没有考证过。

当然，在咱们中国，以人名命名道路，最多的，应该是孙中山先生。中山路，中国有187条。因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嘛。

但是，我想说的是，“以一个将军的名字，来命名一条道路”，有没有超过张自忠将军，四条以上的？谁有兴趣，可以帮忙考证一下。

出来进去，天天走在张自忠路上，总会想起张自忠将军。

抗日战争之初，张自忠将军驻守北京、天津，像很多中国军人一样，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没有看透。一开始，张自忠将军也想试图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与日本军队周旋，以求相安无事，保存自己的实力。因此落了个“投降将军”“汉奸”的骂名。

为了雪耻“张逆自忠”，这个“背黑锅”的骂名，张自忠将军咬破手指，给蒋介石写“血书”，誓死要求抗战。张自忠就担任了，李宗仁第五战区的59军军长，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战。

    张自忠将军带兵，一向爱恤百姓，军纪严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篇小说《将军泪》。就记述了：张自忠将军，在参加台儿庄大战时的一件事情。

    这次，我在抗日名将纪念馆内，又看到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让我刻骨铭心：

    1938年，张自忠率部，奔赴台儿庄参加大会战。偏在途中，出了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日，部队正在行军途中，一个老乡追上来，哭着举报：张自忠将军队伍中，有人强奸了他才16岁的女儿。

    张自忠听了，十分气愤，当即着令军法处，严惩不贷。

很快，此人被查出来了：却是张自忠的警卫营长，叫孙二勇。

“如何处理？”

张自忠很痛心，但是，异常坚定：“执行军法，枪毙！”

这让不少人，十分惊讶。

副军长求情说：“能不能不枪毙？他可救过你的命呀！”这个孙二勇，确实不该枪毙。

论功，他是张自忠手下，有名的大刀队队员。这个孙二勇，确实勇猛，在喜峰口长城上，他手舞大刀片，砍了小鬼子的15个脑袋，如同大兴庞各庄收西瓜；在“七七事变”时，又是这个孙二勇，率一个半连，死守卢沟桥，与日军一个旅日夜血战，绝不退缩。

论情，生死关头，他曾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当盾牌，挡开汉奸的三颗子弹，救自己的张将军，要不一年前张自忠就没命了。

论亲，他跟随张自忠多年，朝夕相处，孙二勇视张将军，如亲生父亲，张自忠也把孙二勇当儿子，爱是真爱，严也特严。

面对军中上下，各路“求情”的压力，张自忠将军还是说：“咱带的，是抗日的队伍，不能豁害同胞姐妹。军法无情，执行吧！”

孙二勇仍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枪响了，不知是执法官有意手下留情,还是真的子弹打歪了，竟然没有击中要害。

    大难不死的孙二勇，又被当地的老乡发现，抬回家进行救治。20天后，他又一瘸一拐，追上59军，赶了上来。

    张自忠见孙二勇归来，初大为惊讶，再万分感动。张自忠将军知道：要是换了第二个人，早就跑了。谁还会再追上来呢？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这就是孙二勇的性格，要是趁机跑了，那也就不是孙二勇了。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

“真爷们儿”的孙二勇，碰上了“更爷们儿”的张自忠。

    眼前的孙二勇面容枯槁、破衣烂衫，张自忠吩咐：“给他换身衣服，弄点好吃的。关起来，听候处理。”

    第二天，张自忠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开会，哽咽着声音，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再毙！”

但是，在第二次枪毙孙二勇前，张自忠将军做了两件事儿：

    一是叫司令部的厨师，置办了一大桌子的酒菜，请孙二勇吃“最后的晚餐”，张将军亲自作陪。

    二是带领大家，在刑场上，跟孙二勇作“特殊的告别”。

    那些曾与孙二勇，南征北战的战友们，站在事先挖好的坟坑前，望一眼孙二勇，再望一眼为孙二勇准备的棺材。战火里同生共死，如今要生离死别，无不泪雨滂沱，泣不成声。

    一个个“铁汉”，他们“扑通扑通”，齐刷刷给张自忠将军跪下了。

    张自忠一脸铁青，他望了望天，又望了望地，最后才把目光，回望到孙二勇身上：“二勇，你就放心走吧。我们会替你，多杀几个小鬼子。”

    男儿有泪不轻弹。从不流泪的“钢铁将军”张自忠，这回也心痛地，落下了眼泪。

    我记得小说《将军泪》中，还写张自忠将军，做了第三件事：  

    就是让手下，在附近鬼子营中，连夜给孙二勇，紧急找个日本慰安妇。实在不行，找点儿“春宫画”也凑合，给孙二勇“抚慰抚慰”。

    既然孙二勇死在女人身上，那就让东洋女人，再送“草莽英雄”最后一程吧。

    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东边我的美人呀，西边黄河流。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大悲大喜，亦歌亦哭。绿林好汉孙二勇，黄克功般的悲壮人生，却该落幕了。这一次，倒霉的孙二勇，没有那么幸运，一声枪响，水泊梁山冲出来的“黑旋风”，“咣当”一声扑倒在地，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因为好色，男性荷尔蒙“牛涨充血”，雄性激素“爆棚”，一时性冲动，孙二勇营长贪图男同志本能之欢娱，没有管住三寸不烂之棍儿，早早就“阳痿疲软”，春光乍泄了。

    张自忠将军，所向披靡的抗日队伍中，就这么一弹不发地“内卷躺平”了一位虎将。一百单八将，只剩下一百零七位了。

    千里长堤，毁于蚁穴。一袭石榴短裙，收了一员猛将。扼腕，捶胸，复顿足。仰天长啸。乌呼。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杜甫泪满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女人勾魂儿的贼眉鼠眼，男人裆里探头探脑的棍棍儿。既是唱歌跳舞的天使，又是偷鸡摸狗的妖魔。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均关呼身家性命。必须一步三道岗。严防死守，各负其责。

    冲动，是魔鬼，是魑魅魍魉，是“最爱吃根据地乡亲们家里老母鸡，又爱往太平洋放核毒”的军囯主义小日本。

    但是，死不瞑目的孙二勇营长，他的在天之灵，终于亲眼目睹了：亲爱的张自忠将军，用誓死血战，践行了自己的庄严承诺。张将军亲率部队，奋勇杀敌，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最终将日军王牌阪垣师团，打了个落花流水。从而，保证了台儿庄会战的最后胜利。

两年之后，1940年5月16日下午，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囯。

    这第三件事，也可能是小说家的艺术想象。毕竟是小说嘛，来源于生活，又不拘泥于生活。但是，抗战名将纪念馆没有讲，张自忠将军这第三件事。其实，讲了这件事，也无损张自忠将军的光辉形象。

    纪念馆可能觉得：张自忠将军，毕竟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一位二级上将。他也应该是国共合作以后，中方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军。

    因为张自忠将军牺牲时，是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33集团军总司令，而共产党员左权将军，则是第二战区第18集团军副参谋长。

    据说，张自忠将军还应是“二战”同盟国中，英勇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军。

    再说说赵登禹将军。

    有一首《大刀进行曲》，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几乎人人都会唱。真是脍炙人口。这首歌，就是唱赵登禹将军，唱他的大刀队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同胞们

（或者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赵登禹将军有一个女儿，叫赵学芬，是一位小学教师，当过民革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赵学芬老师和佟兵先生一样，也曾担任过北京市纪委监察局的特邀监察员。我在北京市纪委监察局的会议上，也多次见过赵老师。

据赵学芬老师回忆：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东三省沦陷。赵登禹义愤填膺，决心赴东北抗日，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未能实现。这时，赵登禹任29军109旅旅长。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29军奉命赴长城御敌。

    时任29军军长的宋哲元，电令第37师：“本军团，兹为作战便利指挥容易起见，所有最前线作战各部队，暂统归该师赵旅长登禹指挥……着派赵旅长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

    当时29军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赵登禹的109旅只有十几挺机关枪，步枪也非常少，手榴弹一人不到十颗。全旅的主要武器就是大刀，赵登禹专门组织了五百人的大刀队，亲率部队挥大刀迎敌。

    日寇调集五千余人和大批重炮，飞机轰炸了3个小时，阵地一片火海。日寇以为赵登禹将军已经阵亡，于是蜂拥而上。在弹药用尽之际，赵登禹率部与敌展开肉搏战，一直激战到天黑，长城垛口20余次失而复得。

    第二天拂晓，敌寇先以三架飞机轰炸，复又集中炮火摧毁我军工事。赵登禹率领官兵，再次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战况甚为惨烈。赵部很多连、营级干部，均在此役中牺牲。赵登禹也腿部中弹负伤，卫兵急忙脱衣服给他包扎，他却不肯，仍挥刀杀敌。直至下午三时，敌人的攻势略为减弱，赵登禹立即在阵地上召集营级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提出夜间袭敌的方案。

    3月11日夜，赵登禹奉命兵分两路，奇袭日本侵略军。临出发前，他向参加夜袭的官兵进行动员说：“抗日救国，是我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才能挽救祖国危亡……”有的官兵劝有伤在身的赵登禹不用亲自上前线，赵登禹说：“身体有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是大纪念。我作为前敌总指挥，怎么能不上前线呢！”

    深夜，塞外北风怒吼，大雪纷飞。赵登禹拄着手杖，在迁西县潘家口儿镇，找到一位热心的村民赵庆丰，因为赵是当地的屠户，常跑山路，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所以由赵庆丰带路，赵登禹亲率“大刀队”，悄悄地迅速出潘家口，越滦河，经临旗地，绕到敌后的炮兵阵地和宿营地。  

    霎时间，杀声震天，手榴弹在敌人的阵地上四处开花。赵登禹和他带领的“大刀队”，好像进了大兴庞各庄的西瓜地，大刀闪处，手起刀落，血刃小鬼子，如砍瓜切菜。张狂骄横，飞扬跋扈的鬼子兵，被29军神兵天将的“大刀队”，淋漓尽致，一通砍杀，彻底“蒙了圈”，鬼哭狼嚎，身首异处。

    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小鬼子赶紧发明并打制了，一批“铁围脖儿”。从将军到士兵，每个“皇军”都在脖子上，戴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金项圈儿”。如同今天爆富的“土豪”。其实，日寇还是怕死，把“金项圈儿”，当成“护身符”，以求保命。

    激战至次日凌晨，日军野炮营及黑山嘴、狼山洞等地的敌人，被大刀砍杀殆尽。这一仗歼敌五百余人，缴获敌人大炮18门，及无数枪支弹药。

    喜峰口夜袭战的胜利，大长了中国官兵的士气，大灭了日军的威风，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血战十天，共歼敌五千余人，赵登禹和他的“大刀队”，名声大振。

    当时的囯民政府，为表彰赵登禹的奇功，给他颁发了最高勋章，并将109旅扩编为132师，赵登禹任师长，授中将军衔。

    赵登禹大刀队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远在上海的作曲家麦新，他亲自作词、谱曲，连夜创作了高亢雄壮的《大刀进行曲》。从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大江南北，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嘹亮号角。

    然而，赵登禹将军的牺牲，却完全是由于宋哲元将军身边的副官周思静（靖）的无耻出卖。

    赵学芬老师义愤填膺地回忆说。

    据日军记录赵登禹将军殉国的资料反映：7月28日战斗中，由于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南苑守军工事几乎被夷平。29军总部料南苑无法久守，同时考虑到北平城内几乎没有守军的状况，中午时分，在南苑的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和督战的佟麟阁副军长，得到北平宋哲元军长的命令：放弃南苑，率部向北平方向撤退。

    从此后的情况看，尽管南苑部队包括了38师，132师，骑兵第3师，训练教导团等，但是各部互不统属，幸有佟、赵两将军指挥撤离，高效而迅捷，显示了他们丰富的作战经验，并没有被围攻南苑的日寇，乘机占到便宜。

    让两位将军没有料到的是：日军已经在南苑守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天罗庄(推测为现大红门一带)，布下了重兵，专门等待29军官兵，进入日寇的“伏击圈儿”。

    日军伏击主力，为“驻屯军第一联队主力”，这个联队也是日军进攻南苑的先锋，他们的进攻被赵登禹将军部击败，不得已将进攻的主导权，交给了川岸文三郎中将指挥的第20师团。

    当南苑部队接到撤退命令时，这支日军已经从南苑西侧的槐庄一线火速北上，扼住了南苑和永定门之间的咽喉——大红门。

    从阵形图可以看出，赵登禹将军指挥部队从南向北沿公路后撤，天罗庄前这一段公路左右均为稻田，无法隐蔽。

    正前方和左前方有一座小山——日军的机枪部队就埋伏在那里。

    而赶来参加南苑战斗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则从右翼赶来，正扑向南苑撤退部队的侧翼。

    日军何以如此准确地捕捉到29军的行动方向呢？

    此前，只认为：汉奸潘玉桂等将29军作战计划，出卖给了日军，导致平津战局，我军受到极大损失。

    这次，赵学芬老师又用一份史料证实：当时确有内奸，是宋哲元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静（靖）也被收买，向日军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

    甚至，在南苑守军开始撤退时，“周内奸”还向日本方面，打了一个紧急电话，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

    周思静（靖）的名字，也得到了日方档案(《赵登禹师长的最期》一文。注：“最期”译为“最后时刻”)的证实。

正是因为这些汉奸提供的情报，日军才在天罗庄设下了埋伏，致使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赵学芬老师满含热泪，深情回忆说：我父亲乘坐的那辆车，不是军车，是从北京一家车行租来的。在战斗最激烈的关头，这辆车一直冲在最前面。既是指挥车，又是开道车。所以，日寇集中火力，向这辆车猛烈射击。

我父亲身中数弹，血流全身，却浴血奋战，大声命令：向前冲，开火。

    父亲英勇牺牲时，这个身高一米九，有武功，能把冯玉祥将军连摔几个跟头的，山东大汉，仍然正襟危坐，大义凛然。连日军上上下下，都不得不称赞他：“端然自若，名誉地战死。”就是“光荣牺牲”的意思。

    我知道：咱北京市，以人名命名的路，除张自忠路，佟麟阁路外，还有一条以人名命名的路，这就是赵登禹路。

    2014年11月，我调到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工作时，单位就在赵登禹路边上。机关给我们发的工资卡，就是在工商银行赵登禹路支行办的。所以，全机关的干部职工，一千多号人，不管是谁，都要经常往赵登禹路跑。一提赵登禹的名字，大家都觉得特别亲切。

    佟麟阁将军纪念馆，抗日名将纪念馆，因为离得比较近，一有空儿，我就到馆里，转一转，看一看。每次，我一进展馆，就是大半天。工作人员不几次三番催我，我都忘了人家该下班了。

    今年8月15日，我恰好看到了一个短视频，有记者在街头采访行人。

问：您知道日本的投降日吗？

连问了十几个人，都说不知道。

    还有七八个人说：大概是1942年吧，还有的说1947年，1949年，1977年，1983年，1999年的……

    大都是：信口胡诌，五花八门，毫不着边际。

    我看了以后，没有笑，我想哭。我深深感到痛心。

幸好走过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男孩，摸着脑袋想了想，说：日本签订投降书，是1945年9月1日；投降日，应该是8月15日。

我想：这小家伙儿，可能正准备“中考”或“高考”吧。

其实，日本签投降书，应该是1945年9月2日。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

而我们国家经全国人大讨论，确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该是：1945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