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十二五 展望十三五”系列专家访谈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在谈到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模式时表示：“未来中国制造业要和中国经济一样，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叶苏浔 摄）
［精彩观点］
·从根本上讲，化解产能过剩是市场化的过程，不是单纯靠出台政策就能解决的。第一，要“走出去”，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第二，要“升上去”，提高竞争力；第三，要“清出去”，对于落后、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产业、技术和环境标准的部分产能要坚决地通过执法和监管，清理淘汰。
·中国制造业目前在“夹缝”中生存，一个是在“天花板”和“地板”的夹缝，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夹缝。
·未来中国制造业要和中国经济一样，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价值链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附加值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技术水平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竞争力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长期以来，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未来制造业的要如何发展”，牵动着中国经济的神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在谈到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模式时表示：“未来中国制造业要和中国经济一样，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
新华网：如何评价“十二五”期间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有什么成就？
赵昌文：可以用数量扩张和结构转型并存来概括“十二五”期间中国制造业的特点，特点之中有三大亮点。
亮点之一，一部分中国企业走出了国门。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一些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国际产能合作走出了国门，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布局产业。“十二五”期间“走出去”的趋势比“十一五”期间明显加强。以去年为例，对外直接投资（ODI）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大体平衡，甚至ODI更多一些，当然这些不完全是在制造业领域。
亮点之二，形成了若干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集中发展区域。多年来中国制造业都存在重复投资、遍地开花的问题，但是，“十二五”期间，由于竞争加剧，主要趋势之一是越来越出现从核心产业到配套产业区域范围内的分布趋于集中化，以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升产业链上中下游的整体协同能力。
亮点之三，一些领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在大幅度提升，中国制造的名片和含金量逐步得到国际认可。高铁技术、航空航天制造、核能核电领域和信息通讯等领域特别突出。
新华网：“十二五”接近尾声，目前中国制造业有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
赵昌文：“十二五”之前制造业已经发展到了水平比较高的阶段。2010年之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家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完全针对制造业，但客观上使得制造业部门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数量扩张过程，这个过程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由此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乎所有制造业部门在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
另外，“十二五”期间设立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目标。客观地讲，这个目标还需“十三五”期间继续努力。
新华网：产能过剩的问题在未来五年要如何解决？
赵昌文：2012年开始，针对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及其若干配套政策，提出了“四个一批”，即“努力扩大国内需求，消化一批；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转移一批；优化组织结构，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严格环保安全能耗准入标准，淘汰一批。”
但从根本上讲，化解产能过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不是单纯靠出台政策就能解决的。
第一，“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在中国这些产业是过剩了，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发展水平低于我们的国家，对他们而言，同样也需要设备、技术和产品。如果这样，虽然现有的存量产能不能够完全淘汰，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增量提高企业的效益，使其有能力逐步淘汰国内的产能。
第二，“升上去”，全面提高企业竞争力。产能过剩多出现在中低端产业领域较多，产业链和价值链要升上去。多数情况下，到了价值链高端以后，产能过剩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清出去”，对于落后、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产业、技术和环境标准的部分产能要坚决地通过执法和监管，清理淘汰。
新华网：如何看待当前的制造业形势和我国制造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赵昌文：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工业化进入到后期阶段有关。我们测算过，2012年左右，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意味着工业、制造业部门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变化。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部门的需求峰值已经到来或者是即将到来。近年来，以资源型工业、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城市或者省份经济形势都不太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这个原因。
中国制造业目前在“夹缝”中生存，一个是在“天花板”和“地板”的夹缝，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夹缝。
过去我们技术创新和引进空间很大，平均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不管是引进技术还是技术合作，获得的技术对我们来说都是先进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距离技术前沿越来越近，所以，就只能靠自己创新，这就是如何突破“天花板”的问题。此外，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开始了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包括美国、英国等，服务业比重都已经占到70%以上甚至更高了，还要重新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使得我们冲破“天花板”更难了。
“地板”的问题主要是指各类要素成本上升，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越来越受到削弱。劳动力供给量2012年开始减少，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物流、资本等成本也是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地板”抬高之后，凸显出其他发展中国家低要素成本的优势，对我们的中低端制造业造成了很大威胁。特别像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对设备和技术需求很大，这对我们中高端产业“走出去”有利。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低廉的要素成本会让我国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外转移，这也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压力。
“十三五”期间，冲破“天花板”，管好“地板”，在夹缝中生存，这是必然要做的事情。
新华网：目前我们正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对我们的制造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赵昌文：转型升级是永无止境的过程，但转型升级不是目的。英文单词“transformation”，本意是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向高生产率的部门。高生产率的部门意味着高质量、高效率、高附加值、高竞争力。按照“四高”的标准来看，未来中国制造业要和中国经济一样，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换言之，价值链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附加值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技术水平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竞争力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新华网：创新一直被视为重要驱动力，对于制造型企业来说更是动力之源，您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创新程度？对这块工作的进一步改善有什么建议？
赵昌文：创新是永恒的事情。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应包括商业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制造业部门转型升级过程中，创新的核心还是技术创新。不创新，“天花板”没有办法打破。技术创新要做好几件事。
一是解决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的问题。这部分创新是政府应有所作为的地方，不是说去替代企业，而是通过激励政策让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更好地连接起来。应该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会更好促进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给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
二是要推动传统制造业领域设备改造和技术创新。企业要把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提到更高的议事日程上。中国大量的制造业部门是传统工业部门，技术创新空间很大，也是制造业部门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当然，不是说非得在传统部门全部换上高精尖的技术，每一个层级的技术都有创新的可能。此外，不要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对立起来，传统产业领域中孕育着巨大的新兴产业机会。
三是要把生产创新和服务创新结合起来，两者的协同会产生很大的能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新联动起来，力求优化制造业生产过程，改善制造业的商业模式，降低制造业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