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农”新闻人的心路历程 何兰生 作者简介：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曾兼任农民日报社总编辑），高级编辑（正高二级），12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宣传文化战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获得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撰有《小康不忘邓小平》《与中国农民同行》《要帮进城农民算好三笔账》《中国农民礼赞！》《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千万工程”二十年记》等重磅文章，出版《乡愁中国》《农民几何》专著，编著《黄金十年》《特困片区脱贫记》等书。 40年前的一个夏日，当从村支书的喊声中得知自己考上了北京大学，正在插秧的我，当即跳到了田埂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从此我跳出“农门”了！但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还是要回到“农门”，跟“农”打交道。 大学毕业分配时，我选择了农民日报。 乡亲们见面问：“分哪儿了？”我说：“农民日报。”“人民日报？厉害！”“不是人民日报，是农民日报。”“一样的，农民也是人民。” “你当新华记者了？好啊!”“是记者，但不是新华社记者。”“新华记者厉害啊，报纸上总写着新华记者。” 农民，人民，记者……几十年后，我恍然大悟：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某种开示呢？为农民当记者，一干就近40年。 也正因此，我对“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掰不开揉不碎、热不得冷不得、浓不是淡不是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是血肉粘连般的感觉，是我可以说不好、别人不能说不好的执念。 2022年，我这个一直为农民服务的记者，获得了长江韬奋奖。回味自己的记者历程，寻找“三农”新闻之路上若干坐标，虽然没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但也“记得斑斑点点”：我是一个观照现实主义的“三农”特写人，也是一个针砭现实主义的“三农”评论人，更是一个建设现实主义的 “三农”政论人。因为，苦吟也好，愤青也罢，终究绕不过理性；同情和批评到底不如改变，因为后者更直接、更有效、更根本。
2018年10月，正是苹果收获季节。本文作者（左）在陕西省延安市调研采访苹果产业品牌化建设。图为在安塞区南沟村苹果园里听专家解说。 苦吟岁月 我的记者生涯是从揭示农民生存现状开始的，这有它的合理性。试想，一个出身农家、干过农活、受过农苦的所谓“三农”知识分子，他是多么迫切地想用自己的一支笔为农民发声。 但运气不好，报社把我分到刚成立的通联部。当时的通联部就是接收各地的来稿，由两名返聘老同志负责拆信封，我负责将来稿分门别类送给相关部门。当时的我十分郁闷，一起分来的同志，不是在总编室、经济部，就是在政法部、文化部，唯独我被分到一个新成立的非业务部门。不平之下，我曾经找人事处处长理论，但处长一句“大家都要轮着来”，就把我说服了。 心静下来后，我就发现了这份工作的好处。不要小瞧分稿，每天数百篇稿件，把它分给哪个部门前，得先看看属于哪个部门的业务，不能把有关经济的分给政法部，也不能把如何养青蛙的内容分给文化部，还有的问题涉及经济与政法，那就该给群工部，至于反映普遍性问题的，就给记者部或总编室。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整理阶段性来信的特点，看看有什么重点关注的问题，遇到认为有意义的问题线索我还“截留”下来，准备自己研究。 1987年12月底的一天，分稿时发现一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纪委同志的来信，反映该县沙坪区拖欠民办教师工资情况。我非常激动，觉得为民请命的机会来了。1988年1月2日，我从北京站出发，晚上8点火车到达襄樊；夜里11点从襄樊出发，在没有座椅的绿皮车里一路站到第二天早上抵达宜昌。从宜昌到巴东得下午4点才有客船，于是我在码头边找了个小旅馆，睡了几小时。去宜昌时船过香溪，我写下打油诗一首：“一水西来款款东，万壑千峰影随形，峡江不见云雾湿，楼船深处野人村。”晚上8点，在沉沉雾霭中，我踏上几十级的江边台阶，到巴东县城。巴东的夜晚，街上人影稀疏、灯火阑珊，只有若干卖卤猪蹄的摊位冒着热气。腊月天，招待所就我一个客人。第二天早上9点，从巴东出发，坐长途客车，外面不时飞着雪花，我不由感喟：“蛇形楚道接天日，甲凝冰雪向黄昏。”下午4点到恩施，在恩施住了一晚。1月5日一早，继续坐长途客车，中午才到宣恩县城，终于找到反映问题的纪委同志。1月6日早上，这名纪委同志开了一辆吉普车带我，颠簸一路到了沙坪区中心小学，下午开座谈会，当晚就住在该小学，在月光下继续采访民办教师。1月7日回到宣恩县城，再辗转返回宜昌，因冻病了，在宜昌待了几天，1月13日才回到北京。离开宜昌时在街上买了几斤蜜橘准备送给部门同事，回到北京却烂了一半。这一趟下来，几乎走了小半个月。 回京后一气呵成写了一篇3000多字、标题为《SOS!救救沙坪区的民师》的调查报道，总编室编辑将标题改成《沙坪区民师的工资哪去了？》，很实，文字也压缩到1000多字，在头版刊出。当时，我觉得十分可惜，觉得对不起我顶风冒雪、翻山越岭的采访。后来，此文被农民日报科教部的林菲主任报了教育好新闻，直到获奖证书送给我，我才知道报奖的事。虽然与我之后的多项中国新闻奖相比，教育好新闻只是一个部门奖，但那是我获得的第一个新闻奖，我至今还因林菲同志的无私公正而心怀感激。 就这样，我走上了为农民鼓与呼的新闻之路。但真正系统性地确定我的职业路径，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1994年8月，我成为报社文化生活部记者后，提出要写一组反映农民生存现状的特写，初步计划10篇，每篇4000字左右。得到领导支持后，10篇文章在每周周末版头版头条发表。家乡农村纷纷扰扰的人和事，这么多年一直在我心里激荡，如今都排山倒海、喷薄而出。这里面有描述农民进城引发城乡变迁的《你使你的犁和耙，我去走天涯》，有聚焦农村女性艰辛的《春花未谢人先老，憔悴了红妆》，有描写农民对风水执著迷信的《执著风水求福康》，有反映农村医疗卫生缺失的《命若琴弦》，有关注农民养老难的《身如老树立秋风》，有针对农村赌博现象的《一掷粪土万户侯》，有揭示农村民办教师困窘的《蜡炬成灰泪始干》，有评析农民对算命、巫术、占卜迷恋的《问道于盲》，有提出农村人情“去亲戚化”的《人情是债》，前9篇文章发出后社会反响热烈。最后一篇《世事如棋局局新》有一些争议，没有刊发。这一组文章多数被转载，因为是跨年刊发，先后有多篇获得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这一奖项后来并入了中国新闻奖。 这些深度特写，不仅厚植了我观照现实主义“三农”特写人的底色，锚定了我在农民日报社业务上的“江湖地位”，也标注了我在“三农”问题研究上的一个基点。借用一个文学术语——这就是我的苦吟岁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