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演讲实录节选：
对中国来说，过去40年既是改革，也是开放。这40年，其实我国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中国正赶上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时期，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时期是什么？就是世界贸易回归比较优势。 90年代开始，中国积极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世界上一些国家也纷纷地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并对外开放。因此，世界上一下子涌现了大量的低廉劳动力。因此，这个时候贸易开始回归比较优势，使便宜的劳动力和便宜的资本进行交换。
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这一轮全球化的好处，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将劳动力比较优势转换成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制造业的地位。 然而，在2010年的时候，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因此，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变了。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来自人口红利。下一步，我们看看人口红利是怎样的？ ▲第十五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直播截图 蓝色的数值部分表明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下降以后，将给供给侧带来冲击，也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除此之外，大约在2025年-2030年之间，我国的总人口将会到达峰值，自此之后将迎来人口的负增长或减速。它也会对需求侧产生冲击。 但是比较优势也可以动态变化。当某个资源禀赋变化之后，自然会根据变化的情形将新的具有优势的禀赋凝聚到产品中，这就是动态变化。随之带来的则是产业升级和换代，与此同时，可以形成三个比较优势的拓展版本。
拓展版之一：从产品贸易到价值链贸易
目前，全球的国际贸易大约三分之二以上已经通过价值链进行，即从产品贸易变成了价值链的贸易。价值链贸易带来的好处是，让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不具有某种特定比较优势的生产者或者国家，甚至一些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价值链。因为价值链可以容纳从高到低各个环节、各个不同要素禀赋、不同技术水平，甚至不同发展阶段都可以渗透进去。 尤其是对中国来说，我国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最完整的，这意味着我国在这个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地位。由此，我国产业、技术和生产要素的渗透力会大大地加强，这是我们需要拓展和加以利用的一个新比较优势。
拓展版之二：“雁阵模型”从国际到国内
早期日本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它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之后，逐渐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到亚洲四小龙、东盟以及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像大雁飞行一样的轨迹，叫“雁阵模型”。 过去的“雁阵模型”都是从国际贸易和国际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讲的，但对中国来说有新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大国，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有差异，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也有差异。因此，在国内也会形成区域间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过去在国际上盛行的“雁阵模型”，在中国就变成了“国内版雁阵模型”。随着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先失去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 值得指出的是，“国内雁阵模型”不是单向的。未来我们制造业向中高端发展，特别是在价值链贸易发展趋势下，原来的发达地区可能还会重塑新的制造业优势，也可能靠聚集效应再把产业地位重新争夺回来，给我们的是有来有去的“国内雁阵模型”。
拓展版之三：从关注供给侧到关注需求侧
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双方为什么会进行合作？因为双方的生产要素是互补的。201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已超过4亿人，这些越来越成为合作中的重要考量。超大规模的市场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机遇，对潜在合作者也十分重要。 2019年中国GDP占全球的16.3%，而最终消费仅占全球12.1%。也就是说最终消费的比重和我国的GDP比重差四个百分点的差距。不得不说，中国消费潜力是巨大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作出重大工作部署。新发展格局需要我国内需与外需统筹考量，相互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统筹考虑，相互促进；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政策调整统筹考量，相互促进。 所以说双循环不是封闭起来搞循环，恰恰是将我们自己的国内大循环搞起来，并通过三种比较优势的拓展，以达到更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来源：新华网思客综合 |
